对幸福的理解，每个人各不相同，陆陆续续的采访中，问过很多人关于幸福的理解，也听过不同的人给我描绘过所谓幸福的那种画面，时间长了，也难免问一下自己，回答之前，眼前先有一幅画面出现。
大约是头一天刚刚完成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，效果还算不错，而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工作需要自己介入，有种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感觉，这段时间最好是在初秋，日子总是晴的，却依然有些风，最好微凉，然后在打开门窗的家中，让背景音乐若有若无地响着，手中终于拿起一直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，书页有时是自己翻的，有时是被风翻的，看一会儿，投入进去，又看一儿，走走神，困了就打个盹，醒来再回忆：我看到哪儿了？
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，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，但可惜的是：即使不难也难得实现。
人过30，再谈到阅读，早已过了功利的阶段，翻书，不再是为了拥有一种谈资，或是填补头脑中的哪项空白，除去工作中的翻阅资料，生活中的阅读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快乐。也因此便需要一种很好的心情，更需要拥有一段能让自己放松的时间，但痛苦的是：偏偏这两点我难得拥有。
放松的阅读已经成了一种奢侈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这该算做一场悲剧。
几年之前，读过一篇散文，是武汉女作家方方写的。由于她工作实在太忙，有很多想听的音乐没时间听，很多想看的书没有时间看，直到有一天，她住了院，谁想到，音乐也听到了，书也看上了，于是，开始喜欢上住院的生活。看完这篇散文，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，医院如果都成了现代人精神的避难所和补养地，那我们平日的生活实在有该反思的地方。
但必须承认，方方的感叹又是我们很多人共有的，在我的身边，就有一个真实的细节。《新闻调查》的王利芬是公认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强人，忙是她的生活特征，但是有一天，她走进电梯，却突然被电梯里放的音乐深深地打动。这位音乐素养较高的女士，悲哀地发现：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过音乐了。
医院里看书，电梯里听音乐，然后感慨万千，再然后是继续原来的脚步。相信出了院的方方继续忙，而迈出电梯的王利芬还会有许多不听音乐的时光。现代这两个字，已经让我们的脚步不再受自己控制。
几年之前，黄集伟先生曾在电台办过一档人物访谈节目，来宾大多是知识界人士，访谈的内容很有趣，黄集伟先生会首先告诉来宾：你将走进一个孤岛，衣食无忧，但只许带一本书和一张唱片，请问你最想带哪一本书和哪一张唱片？然后访谈开始。
我就这个问题为自己做了一个选择：我将带上一本厚厚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当然不是几十本的那种，我带的这本是像《辞海》那样的合订的缩小了字号的版本，容量奇大而且在美丽孤岛的下午，困了还可以当枕头。详细地通读鲁迅，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，虽然断断续续读过许多，但系统地一字不拉却未曾读过，这一直是自己心中的一处痛。
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，鲁迅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名字，虽然不同的时代，鲁迅这个名字被打上不同的颜色，但只有静下心来，走进鲁迅的文字中，你就很快知道，鲁迅是永远属于中国的。
像鲁迅这样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，时常我都会感到，在奔波中，脊梁日渐软弱，这个时候，总会想起鲁迅来，因为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，拥有最硬脊梁的一个。更何况，鲁迅当年入木三分的民族性分析至今仍未过时，还时有警世恒言的作用。
但可惜的是，生在中国，自称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通读过鲁迅，这让我长久不安。好在孤岛就在眼前，我终于有了和鲁迅先生独对的这一个月，我清楚，读鲁迅，这一个月心情不会轻松，但轻松的心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？更何况，孤岛以外的世界，容许我们的心情永远轻松吗？
读鲁迅，就是一次精神上的补钙，孤岛一个月，相信自己的骨头会硬朗许多，这是健康的标志。
书的问题解决了，音乐呢？就带上巴赫的平均律吧！这是被称为钢琴演奏圣经的音乐作品，从头到尾只有一架钢琴，初听起来，旋律也很简单，但听来听去，却越听越复杂，越听越美妙，看来，只有看似简单的东西，才会有真正的内涵，音乐也不例外。
有一段时间，在我的生活环境中，不要孩子是正常的，而要孩子，多少显得有些另类。身边的人们无论是年过40，还是30好几，都是夫妇两个快乐地生活着，谈起孩子，显得有些不屑，然后劝导我：“自己活着就够不容易的，还要个孩子，别逗了！”
我将信将疑，却信奉着“听人劝吃饱饭”的信条，在结婚后的几年一直过着快乐的两人生活，要孩子这个念头被我有意无意地闲置起来。
但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后，我突然发现，这种前卫的日子不太属于我，就如同我吃饭不爱吃龙虾偏爱吃土豆粉条一样，自己本就是俗人一个，好在老婆也是如此，既然俗人一对，就得过俗人结婚生孩子的日子，不管身边的兄弟姐妹如何“无子一身轻”，过着快乐似神仙的现代人生活，我是打算从中撤了，哪怕背上逃兵的罪名。
似乎远方的孩子早就在等候父母在人间对他的召唤，因此当我们夫妻俩要孩子的念头才下不久，他就如约而至来到母亲的腹中。
最初听到这个消息，有些惊喜，有些手足无措，还有些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或钻进人群大声呼喊“我要当父亲了”的冲动。
和所有的父母一样，喜悦的同时是担心，将来的孩子是不是健康？是不是五官端正？十月的路途中会风调雨顺吗？我们会是个合格的父母吗？这一系列问题在每一个夜晚白天都在我们夫妻脑海中盘旋，于是相互打气，你担心的时候我自信，你自信时我担心，就这样在彼此的鼓励中扶持着向前走。至此我才明白，十月怀胎，不只是孩子慢慢在母体中成长需要的时间，也是年轻的夫妻在成为未来的父母之前进行准备的时间，少了太过突然，长了又过于折磨人。
妻子不再是年轻女子的模样，多少有了些母亲的光辉，而我自己，作为几个月后的父亲，也似乎褪去了一层青涩。
有些事情是难以解释的。我的妻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人，却在怀孕几个月后，开始时常要求吃羊肉，喝奶茶，这些过去她很少碰的食品却成了美味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，那片草原，和与羊肉、奶茶有关的日子，莫非遗传真是如此的奇妙！
离预产期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候，由于我要参加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的现场直播，因此将夫人送回她的家乡待产。分别的日子里，白天忙着直播，晚上惦记着远方的那对母子，竟将白天的忙与累都淡化了。直播顺利结束，回到北京又是日常节目的忙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想早些回去等待相逢，照顾母与子，但却脱不开身。
但儿子等不急了，还差将近10天的时候，一个傍晚，我突然接到妻弟的电话，妻子已经进产房，“今晚你就可能当爸爸了。”我一下懵了，赶紧去看飞机时刻表，但时辰已晚，没有了去江苏的飞机，留给我的只有明天一早的航班和惶惶不可终日的等待。
好在岳母是当地优秀的妇产科专家，但我还是没理由的紧张与自责，电话一个接着一个，但那边显然更忙，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自己家中小小的房间里来回乱窜，初冬的天气，汗不停地流下；不是教徒，也开始祈祷，家中四面白墙让我有种喜悦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感觉，早已没了主张。
午夜过后一个小时，妻弟电话打了过来：“生了，儿子，7斤8两，母子平安，明天赶紧过来吧。”
心终于放下，却在几分钟后又提了起来，兴奋与急切地想和妻子孩子相拥的心情更加强烈，自然一夜无眠。
回忆不起来是怎样登上早晨的飞机，能想起来的画面已经到了医院的门口。走进母婴室，妻子疲惫而幸福地躺着，看见我之后先用眼神引导我注意她身边的孩子。我看见了孩子，我知道，在我的生命之旅中，一个新的生命开始真实地介入，无论对于他还是我们夫妻俩，生命都是全新的开始。
很长的时间里，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但有了孩子，这一切都不同了，有时抱着孩子走到窗口，都会下意识地往后退几步，像怕开着的窗户有吸引力似的，妻子带着孩子出去玩，在家中自己就会无由地担心起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……这样的恐惧开始增多，也就慢慢懂得为别人去考虑。
有这么一个段子，和外语能力有关。三只小耗子，有一天在耗子妈妈的带领下出去散步，鸟语花香，心情不错，一路欢声笑语，可危险突然来了，前方出现了一只猫，三只小耗子立即惊慌失措，可耗子妈妈镇定自若，对小耗子说：“别怕，看我的。”说完，耗子妈妈就大声叫道：“汪汪汪”。猫听到狗叫，转身跑远了，耗子妈妈得意地对小耗子说：“怎么样？掌握一门外语很重要吧！”
段子讲完，听者哈哈大笑。可笑过之后有些悲哀，这类段子一般是外语不怎么样的人最乐意讲，这就有点阿Q的意思，透着有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。其实外语真的很重要。
出国多少次，本是研究同行的好机会，但打开电视，除了研究一下布景和猜猜主持人的年纪，说的什么，就一头雾水！采访中，老外就在身边，本想交流一下，但除了翻翻白眼，又能说些什么呢？于是，就只能凭借道听途说，来了解西方的同行在怎么做着电视。
对外语文盲这个身份我是不甘心的，不能掌握外语，就不能真正了解世界，无论个人与国家都是如此，也许当我完成这部书稿，就会赶紧去找个外语班报名，30多岁开始学艺还不算太晚，我真不想这只腿迈进新世纪，而另一只却一直停在过去，被封闭自然会被淘汰，谁也不想中途掉队，真希望有一天碰到你，我们会用外语叽哩咕噜半天后，像耗子妈妈那样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？掌握一门外语还是挺重要的吧！”
合作不只是我的弱项也是我们的弱项。我过去做过报纸广播，但电视的特殊性大不一样，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合作。
做报纸记者的时候，拿个本顶多加个录音机就走了，采访完毕，自己苦思冥想，文章写出后，很快乐，很有自我成就感，广播也如此，一晚上的节目，推个装满音乐CD的小车就进了直播间，主持完了，想着刚才那种电波中的交流当然也自得其乐。
但做电视，想自得其乐，难一些，没有摄像、录音、主持和编导，这活儿就不能干，即使最节俭，也得摄像和记者两个人，合作还是跑不掉。合作好了，节目就会加分，但如果摄像那儿减了10分，编导和主持也各自减分，最后的节目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。
可是合作又不是简单理解为处好人际关系，而是如何在合作之中，既有良好关系又能激发各自潜能，尤其后者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弱项。
曾经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位华裔科学家，他曾在几千名科学家共同承担的登火星计划中担当重任，我问过他一个问题：新的世纪中，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他回答：合作精神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沉默良久，又是一个关于新世纪的命题，但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。
中国并不是一个拥有合作精神传统的国度，比如在音乐领域，我们习惯一把二胡或一架古琴诉说情怀，而西方音乐家却善于把不同的乐器组合在一起，用合作带来的和谐的音乐来感动我们。当然谈到合作，我们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可以共患难，却不能共享乐，多少人患难时是至亲良朋，而境遇转好，勾心斗角就来了，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上一大把。
因此当有人问我：新世纪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才时，我往往回答：“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一支11人足球队伍中不可替代的一员。”
我还要继续学习合作，我们很多人也要学会如何合作，甚至可以上升一点高度：新世纪里，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强大，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学会合作。
为了明天，请同意我的观点。
